数,得出的结论是,同军绝对不少于三十万。
不然的话,徐泽绝不可能北伐成功,更不可能北压金国、南略大宋、西征夏人、东威高丽,立国后还四面同时扩张。
要知道,在此期间,大同只从大宋手中获得了部分资助,却又背上了比河北还要穷鄙的燕云十余州,居然还能活得这么滋润,连大宋送上门的岁币都不要。
有大同如此鲜明的对比,居然还有奸臣糊弄朕,说大宋的税重,真当朕是傻子么?
其实,赵佶很清楚大宋的问题出在哪里——人心散了。
年前,庆远军节度使、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王安中向朝廷上了一道密奏,陈述了河东路的危急形势:
河东边境的烽燧形同虚设,敌国的商队、剧团甚至是斥候随意进入宋境而无人制止;
守边的禁军军卒偷偷以手中军械换取同军的宣传画报,据说持此物临阵投降可以优先接受敌人的整编;
河东路的百姓也自发联村结社,阻止官差下乡扰民;
朝廷的诏令难出隆德府,河东路宣抚使司政令也出不了各州府的治所县城……
王安中在密奏中建议朝廷要么断尾求生,果断撤出泥沼般的河东路;
要么以陕西诸路西军更戍河东路兵马,并铁腕肃清河东官场,重新在河东路建立稳固的防线。
其人献上的两条建议乍一看很像那么回事,其实都是瞎扯淡,一条都不靠谱。
大宋这个时候绝不能轻易放弃河东路,被同军赶跑都比主动放弃要好。
不然的话,淮南、陕西、京西、京畿等路就会跟着乱,首都开封府也不能再待了,必须马上迁都。
而更戍河东路与陕西诸路的兵马也是取祸之道,更别提肃清一路官场这种完全没有操作性的建议。
大宋开国时,为防止掌兵军将与地方勾结坐大成势,并逐步削夺各藩镇的兵权,太祖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议,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。
其目的在于“尽削方镇兵权,只用文吏守土,及将天下营兵,纵横交互,移换屯驻,不使常在一处”。
除殿前司捧日、天武两军外,禁军其余各军“皆番戍诸路,有事即以征讨”。
太祖皇帝还规定军士即使不远戍他乡,每月请粮时营在城西的军士要到城东粮仓支领,营在城东的军士也要到城西粮仓支领,并不许雇车或人帮助。
这条看起来就很蛋疼的规矩,据说是为了培养军士们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可此法运行的实际结果,却是“元戎(主将)不知将校之能否,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,各不相管辖,以谦谨自任,未闻赏一效用,戮一叛命者”。
还有,随着禁军兵额越来越大,军费开支也一再攀升,朝廷逐渐承担不起这种频繁大规模兵员调动产生的巨额开拔费,只能将军队分散各州就食。
宋神宗赵顼即位后,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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