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余万两的粮来,届时,粮商又借乡民急需还粮,趁机压低谷价,谷贱伤农之时,乡民损失又岂下千万两?”
袁世凯的话只使得张謇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,他还从未算过这么一笔细账,更准确的来说,他从未曾考虑过,放之一省,高利盘剥给乡民造成的银钱之亏竟然如此之大。现在细细盘算可不正是如此,所谓“仁借青黄不接糊口之粮”,表面是看似“仁”,可那“仁”的背后却又是一柄杀人不见血的刀。
“季直兄,小弟请问,如果这两千余万两本应为高利盘剥的银利尽入乡民之手,那荷包里丰沛了,乡民届时自然会添衣买布,自然会买以商品,到时候何愁商业不振,实业不兴?”
自从出任浙江巡抚以来,可以说为了充实府库,袁世凯可谓是想尽了种种办法,除去借着剿灭乱匪的时机重整善后局、厘金局之外,又仿效台湾建立了禁烟局,以推行烟土专卖,虽说籍此增加了进项,勉强维持新军编练,但于推行新政而言仍有不足。
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振兴商业,而这又是新政的核心。如果振兴商业?如何发展实业,这无一不在考验着袁世凯。
相比于关内任何一位巡抚,袁世凯无疑是最年青的,也正因如此,他更能放开手脚来,更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,当然最重要的是善于用人,除了用了一批留美幼童之外,他甚至还从东北挖来了一些人才,也正是那些从东北来的人,把经济统制理念带到了浙江,尽管受限于外部环境,仅只是改头换面推行一部分,但却已经显现了其功效。
就如同成立浙江省粮食公司一般,虽说未能如东北一般,“悉数统制粮食购销、尽得购销之利”,但仍然打破了粮商对浙江粮价控制,更重要的是通过借粮于民的方式,获得了百姓的信赖,从而为将来收购粮食直至垄断市场打下基础。而相应的粮食公司的成本亦能从根本上高利盘剥、谷贱伤农等问题,进而使乡农收入增加,达到增加消费,刺激商业的目的。
按照那些人的说法,这是市场的基本循环,乡农越穷生意越难做,生意难做就谈不上振兴商业,反之亦然。正因如此,只有千方百计的增加乡农的收入,才有可能刺激商业发展。
虽说不懂做生意,但是袁世凯却懂得口袋里有银子才敢花银子的道理,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,也正因如此,他才会从去年开始在权衡数月后,同意设立粮食公司“与民争利”,而争的这个利,就是为了借手粮食公司把地利从富绅的手中放还到乡农之手,当然官府亦能从中渔利。
其实,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,恰恰是因为其在心里同那位东北的三省总督在那里比着,于其看来既然他唐浩然能用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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