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姥姥留给母亲唯一的物品。
这不免让他觉得母亲可怜至极,因为父亲治病的费用虽然已经有了希望,可这件东西一旦变卖,很可能母亲终其一生也再难见到这个物件了。
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喜忧参半的伤感。打心里说,他实在有些恨自己的无能,如果可以,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凑上给父亲治病的钱,能让这件东西永远陪在母亲的身边。
就这样,看着灯下独自陷入往事回忆中的母亲,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,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,呆呆地出了神……
1977年3月24日,周一。
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。
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,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。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,照常去上班。
至于洪衍武,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,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。
京城公安局第五处,也叫劳改工作处,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。
当年有人曾戏言,说在我国的“处长”中,谁也没有“京城公安局五处”的处长大。
这是因为这个时期,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,包括了劳改、劳教、就业和干部、职工,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。
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?
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“只进不出”。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,监督劳教,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“教养”安排工作。
那个年代,正是就业人员对“就业政策”最不满的时候。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,越来越多,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。
小小一个公安五处,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随着“就业人员”越多,公安局五处的“消化不良”就越严重,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。
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“就业政策”的几年,还对就业人员称为“就业职工”,可以参加工会,干得出色的,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,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。
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,或把家小接来,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。
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,没过几年,“就业职工”改称“就业人员”了。不但工会被取消了,新就业的,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,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。
特别是“运动”以后,“就业人员”又成了专(政)对象,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,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,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。到了这会儿,“就业人员”那才是,“有了吃的没用的,有了用的没吃的。”
于是在“运动”末期,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,“就业人员”中就发生了许多逃跑事件。
有的人去边境地区当长工,有的人跑到煤矿去下煤窑。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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