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开》,力图研究这首新诗的出处、意义和划时代的号角来。尽管他们也扒出了他与朱家三小姐之间的往事,最终定义为新体的情诗----但无妨于它的伟大----原来新体诗写朦胧的爱情也会相当婉转!
当然也不全是叫好声,反对的声音也相当的大,只是因为张汉卿作诗时赈灾的背景,一些有良心的文人不愿意为此过分指摘而已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,张汉卿是官僚,不是文人。文人相轻,那是相对同行而言,为了一首半是戏作半是应景的诗歌,不值得大动干戈,这是很多人权衡之后不予一驳的态度所在,其实这种忽视也表明了一种态度。
倒是有一位张汉卿私下里极为欣赏的大儒公开表示了反对,他对张汉卿的诗作在崇尚新文化文人圈中传播极为不满,讥笑说:“新文化专用乳臭未干之新人,以掩饰于国学之无知。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,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。譬如说新诗的‘改良’吧,以前的人都说‘从良’,没有说‘改良’,你既然已经是‘良’了,你还‘改’什么?你要改‘良’为‘娼’吗?”
此公是惯会反潮流的,连袁世凯都敢三番五次地骂,还直呼“贱种”,何在乎一个张汉卿?他直接攻击新诗的话,就发表在《中西见闻录》上。慑于他的诡辩的名场和骂阵的能耐,没人敢直面锋芒。讲起来,他还是在北大一手捧红张汉卿的“恩师”咧。
张汉卿是谁?此时此刻,他才没有作为弟子的觉悟呢。尊重是一回事,文学理论辩驳是另一回事,连亚里士多德都说过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这话,可见理不辩不明,中外自古有之。
在他的心目中,是极赞同温源宁在《一个有思想的俗人》里那句“在生前,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;逝世之后,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。其实,他那个人,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,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。”
他没有同这位儒林怪杰直接打嘴仗的准备,那也不是他的强项,但总要辩驳一番的吧,不为新文化运动,也要为自己!他于是在《大公报》上隔空喊话,没有直接对战,却有旁敲侧击之力:“对辜先生的学问和崇华抑洋的见识理论,学良是一贯表示钦佩的。先生所著《春秋大义》,我们无不佩服,那你就更应该明白,春秋的主张是‘内中国而外夷狄’。而你,却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,诅咒我们中国人,有违先生向来之道,还请先生解释清楚?”
或许说出了辜鸿铭与时相违的要害之言吧,反正,被誉为“文坛斗士”的辜鸿铭,此后便难得的息了声音。或许在他认为,以他的身份,和张汉卿这样一个小官僚开骂胜之不武吧。弟子尊重师傅不敢对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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