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不碍事了,这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回答。
十年以来,当我第十次要求披露以下这段故事时,他这样地答复了我。于是我终于得到许可,把我的朋友一生中这段紧要的经历公诸于世。
福尔摩斯和我都有土耳其浴的癖好。在蒸气弥漫的更衣室里那舒坦懒散的气氛中,我总觉得他比在别的地方更近人情、更爱聊天一些。在北安普敦街浴室的楼上,有一个十分清静的角落,并排放着两只躺椅,而我的记事就从我们躺在这个地方开始,那是一九○二年九月三日。我问他可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案子没有。作为回答,他突然从裹着身子的被单里伸出他那瘦长而灵敏的胳臂,从挂在身旁的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。
这也许是个大惊小怪、妄自尊大的蠢货,但也许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,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条递给我。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信上说的这么一点。信是头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。上面写道: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:兹定于明日下午四时半登门造访,将有十分棘手的要事相商,务请拨冗指教。如蒙俯允,请打电话至卡尔顿俱乐部示知。
华生,不用说我已经同他约好了,当我把信递回去时福尔摩斯说道,你知道关于戴默雷这个人的情况吗?只知道这个名字在社交界是无人不晓的。好吧,我可以再多告诉你一点。他向以善于处理那些不宜于在报上刊登的棘手问题而出名。你大概还记得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案时他与刘易士爵士的谈判吧。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、具有外交本领的人。所以,我敢说这回大概不会是虚张声势,他是真正需要我们的帮助啦。我们的?是啊,华生,如果你肯帮忙的话。我感到很荣幸。那么记住时间是四点半。在此之前,我们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吧。那时我是在安后街的寓所里住,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,我已经赶到贝克街了。四点半整,詹姆斯爵士来了。大概用不着去描述他,因为许多人都记得他那开朗率直的性格,宽阔而剃刮得很干净的面颊,尤其是他那快活圆润的声调。他那灰色的爱尔兰眼睛流露着诚恳与坦率。他那富于表情的微笑着的嘴唇含有机智的幽默感。他那发亮的礼帽,深黑的燕尾服,总之,他身上每一处,从黑缎领带上的镶珠别针到光亮的皮鞋上的淡紫色鞋罩,无一不显示出他那出名的讲究衣着的习惯。这位高大雍容的贵族完全支配了这个小房间。
当然,我是准备在这儿见到华生医生的,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说道,他的合作可能是必要的,福尔摩斯先生,因为这回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惯于使用暴力、根本无所顾忌的人。我可以说,他是全欧洲最危险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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